不过，对于党国英教授反对农业种植的大资本介入的论点，我觉得有必要商榷。

由于扎根民间、土生土长，所以对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的情况比任何人都更为熟悉……更为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市场上产生了鲶鱼效应，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极大地激发了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的运行效率。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持续增长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

由于一直把经济过热作为重大的隐患，所以我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控制经济总量以及实施紧缩政策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都证明，通货膨胀也往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和动力，适度的和温和的通货膨胀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都要通过充分的就业来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出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不断提升，是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产物，而不能作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判断标准。（三）压制民间资本必然带来效率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过于担忧经济过热，必然影响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如1998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2.2%。其中，烟叶、甘蔗、茶、橡胶、蔬菜种大宗基本上全是国内大资本下乡介入，国外资本介入的主要是在鲜花栽培、外销中。

据我调查，大资本下乡从事种养业早已是大势所趋。党国英教授是中国三农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按天计算的话，每天的工资不会少于100元。四是无偿的烟水工程，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确保了旱涝保收。

有了钱，该村实行工资+配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着水、电、气、食用油、鸡蛋、肉、啤酒、子女入托上学、医疗、住房、文化娱乐等多种福利待遇，自称是共产主义小社区、毛泽东大道等。但是，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政策出台匆忙，漏洞甚多，各地区行政机关强迫命令农民拍卖和代替农民拍卖等情况，农民利益的被侵犯也就在预料之中。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热忱欢迎和大力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下，资本下乡从事种养业多了起来。而租赁农民土地，一般来说，远郊区的土地年租金在800元以上，近郊区在2000元左右，种植高价值的蔬菜、鲜花等，也就有利可图了。这些企业中，租赁农民土地较多、规模较大、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被评为云南省花卉产业首批重点企业的有：昆明锦苑花卉产业公司、玉溪明珠花卉集园有限公司、云南隆格兰园艺股份有限公司、通海丽都花卉有限公司、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昆明芊卉种苗有限公司、昆明海宇园艺有限责任公司、玉溪恒丰万里花卉有限公司、澄江鑫荣花业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满天星花卉有限责任公司、元江臧健花卉科技公司、云南何氏花卉有限公司、寻甸金惠花卉有限公司、云南英茂花卉产业有限公司等。资本与地方官方勾结圈夺农民土地的案例，虽然不是很多，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屡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从内心敬佩南街村广大农民的努力，也认为外村11000多打工者的劳动贡献，但是也必须承认农业银行16亿多元贷款的巨大作用。一般来说，远郊区的土地年租金在800元以上，近郊区在2000元以上，而且签合同时都规定了每隔5年递增10%。我开出的药方，一是把南街村现存的几个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折价抵债。如果农业银行把16亿元的贷款按期收回，南街村也就早破产了。

二是资本直接租赁农民土地发展资本下乡从事种养业。二是把南街村现有几个效益差的、资不抵债的企业拍卖抵债。

斗南镇梅子村的花农李永清一家四口人家里仅有两亩田，靠着几年来种花的收入家里建起了占地200多平米的三层楼房，其中两层出租给花商，仅凭租金一项每年就能收入５万元，卖花每年还能赚３—４万元，不卖花的时候李永清就到花市里去炒花也就是做花卉经纪人，每天稳赚100元，他说炒花和炒股一样，每个时段的价格都不一样，必须把握好火候才能准确地在低价的时候买进再高价卖出。二是农民土地被征后变成了失地、无地农民，社会保障又没有跟上，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那些牺牲小家为大家的传统道德说教早已不起作用，失地农民上访、官民对立冲突随之发生，而且在政府机关截访、堵访下，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被不恰当地压制下去了。

四是银行资本下乡垒典型。就烟农种植烟叶来看，至少从烟草公司的资本下乡中得到以下好处：一是凡是按照计划种植的烟叶，全部现金收购，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不用担心赊帐，当然也不允许卖给其他人。其中，失地农民外出租地2743户，租地面积为51900.3亩。最受农民欢迎的，是带动当地农民种花致富。因为在南街村改制时，王宏斌占总股份的9%，达4770万元，全为货币资金入股。那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以经济手段实现林地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让经营者与森林资源的关系从真正意义上体现林有权，权有主，主有图，以调动其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最终实现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林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近来，出现了一种赞成资本下乡搞加工而反对搞种植的论点，例如，党国英教授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就指出，他赞成在农业加工链条的大资本介入，但是反对农业种植的大资本介入，因为这样可能产生农民土地流失等问题（参见中国改革论坛2009年2月24日）。在云南省，资本租赁农民土地从事种养业形成大规模的，首推鲜花栽培、种苗培育、鲜花包装、交易与运输等一条龙。

在烟叶、甘蔗、茶、橡胶、蔬菜的种植中，我们没有看到基本上并不涉及农民，也没有看到李昌平先生所说的 资本家剥削小农，更没有看到党国英教授所说的产生农民土地流失等问题。下面，请让我用云南省的情况加以说明。

一是政府低价转手加价多倍卖给建设商、开发商，早已经成为各地城市扩张和重点建设、基础训练建设所需土地的唯一途径。村里居住着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

特别是，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的决策失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当然应由他本人赔偿。难道农业银行不打算追回南街村16亿元贷款了吗？很有可能。仅斗南镇不完全统计，外出租地种花已经达到了1700多户，面积达到了31000多亩，租地范围扩展到昆明官渡区、晋宁县等５个县区的12个乡镇，少数农民还到玉溪市、西双版纳、楚雄、曲靖等等地租地。三是对于那些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可以由有关部门作价收购。

而且，单个的小农户根本无法进行新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呈贡县斗南村5800余人，外地流动人口9000余人，斗南、梅子、殷练等村农户空房的出租率达90％，花商在呈贡县购置商品房145套，村民在房地产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稳固的收入。

呈贡县由于是云南省鲜花栽培基地区，在加上昆明市新区建设，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在政府鼓励下，先后已有农民外出租地种花。如果是种植精细蔬菜收入能提升到每亩3000—5000元，而种植鲜花比如康乃馨或者玫瑰每年每亩至少收入1万元，相当于种植粮食收益的10倍。

如果没有农业银行的16亿元多的贷款，南街村的村办工厂一个也办不起来。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期的四荒（荒山、荒地、荒滩、荒水）拍卖运动中，就出现过一次资本与地方官员勾结抢夺农民土地的高潮。

究其原因，在于失地农民自觉转变身份，围绕鲜花交易搞起了服务：一是开发房地产。三是租赁农民土地，就和农民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如果有人来找麻烦惹事非，当地农民就会站出来，和租赁土地的资本一起，保护资本的利益不受侵犯。但是，银行资本下乡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农业银行资本下乡，只管放贷，而不管收贷，天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二是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如果所有的村都能够获得农业银行16亿多元而不用归还的贷款，也都可以建设共产主义小区了。就农民来看，也是最愿意把自己的承包土地向外出租的。

大家知道，我国烟叶种植和卷烟加工，实行最严厉的双控政策，即控制烟叶种植面积和卷烟加工支数，绝不允许超出。三是新建标准化烤房补贴、复合肥补贴、地膜补贴等。

云南省具有烟叶生长最需要的海拔、土壤、气候等条件，是我国烟叶种植的最适宜区，自1940年代引种以来，一直是农民的主要种植品种之一，但是长期来面积不大。据我初步估计，在我国下乡资本中，通过直接租赁农民土地发展从事种养业的，约占5成以上。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下乡租种农民土地，才实现了多赢。不打算追回南街村16亿元贷款，用什么理由和借口呢？什么理由也用不上。